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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新中国建立后

2019-09-02 19:10 来源:未知

这是田余庆先生20年前的旧作,是作者于1984年秋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大会发言。文章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页1-6,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中国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文化比较发达。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而且多出私家之手。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尽。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如果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占二十四史之半。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工作。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的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经刘恕整理的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抖,构成《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它揉和了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于叙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嵇。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在正史的补注以及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思想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大发展。历代关于魏晋南北织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来,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动乱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出来,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启发了中国史家的思想。一部分中国史家继承乾嘉务学风,突破了乾嘉的狭隘眼界,重新探讨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内涵,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深受国内外史家景仰的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具有爱国的、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学养。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保持着传统史学的风貌,但是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都具有全新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认识所不及的东西。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他师承乾嘉而又不拘泥于乾嘉,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开辟新途径,奠定新基础,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陈寅恪的研究影响了几代史学工作者,近几十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几乎都是陈寅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而他们的研究,几乎都是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诚然,陈寅恪的功力和成就更多地是在唐史研究方面,但他的唐史体系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上承魏晋南北朝史。正是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发现了重大的线索,才使他的唐史结构得以形成。他分析唐史中的文化影响、制度渊源、地域关系和家族关系、学术思想的政治背景等方面的问题,跟他分析魏晋南北朝史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在在这里召开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时,不能忘记这位硕果累累的先行者,陈寅恪按照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学术素养从事研究,达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峰,解放后,陈寅恪继续按照他自己的独特途径从事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著。不过陈寅恪毕竟有他自己的局限性。而陈寅恪受到局限的方面,解放后的史学界正在予以修正和补充,陈寅恪作过划时代的贡献,解放后的史学界也已经并将要继续取得划时代的成果,不过这两个时代的含义不同罢了。西汶艺术网陈寅恪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大体在种族来源、人物家世血统之种族背景、上层人物在文化血统的汉化或胡化等力而。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将种族问题上升为民族共同体问题。并进而研究各民族在此期间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历程,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等等。陈寅恪关于大族的文化特征和政治作用的研究成果,大体在家族背景、学术习染、婚宦状况等方面。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将大族看作—个特定的具有相应经济基础的社会阶层。并且把它放在社会各阶级的相互运动这一总的体系中来探讨。陈寅恪关于制度渊源的研究成果,大体在典章制度的演化以及各种制度的关连。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探索制度的基础和本质。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解放后的研究,则以社会经济为重大课题,如均田制度、依附关系、部门经济、地方经济状况等等。陈寅恪的局限性是不可免的。但是毕竟由于他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解放后才吸引了那样多的史学工作者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今天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欣欣向荣,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处于冷落状态了。页码1 2 <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关 键 词:“中生代”史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十七年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所谓“主导地位”,含有这样的指向:新中国建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成相当规模,只是未成“主导”、“主流”;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其他”史学也并未消失殆尽。即使以“史观”和“史料”为两大分野来看待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上说,截然将二者视为对峙也不太可能。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史学(本文所论均指中国大陆地区史学),无论是在历史观、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建制、研究格局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包括史学史在内的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政治史的分期不一定完全同步①,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形成史学史分期与社会政治史分期同步,应当是清楚的。新历史观的接受、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的变化方面,则必然反映到这一时期史学家群体研究路向的转变上,此为我们回顾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以后的新中国史学的关键。就目前对当时的史家群体的研究状况而言,比较集中于考察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五老”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新的环境下是怎样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以及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为数不多的“旧史家”在新的时代中各自的态度、研究路向的变化等。本文所谓“中生代”史家,主要指那些出生于20世纪初、有着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在民国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年龄大致在40岁上下、正处于学术生命的旺盛期的史家群体②。他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了解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在他们的史学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新的观点方法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  一  如果从民国时期史学来看,尚可划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大陆的史学学术版图上,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何家何派,均很快统整于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  1951年7月在北京成立中国史学会,之后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成立了分会;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第一所、第二所,近代史研究所改称第三所;1959年设立历史所世界史组。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重点院校的历史学系被重组。1951年1月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刊《新史学通讯》(1957年该刊更名《史学月刊》),同时创刊的还有《历史教学》(由李光壁、张政烺等创办,后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以及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1953年创办的《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轮流主编;1954年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办《历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成为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学术杂志的领导者、负责人,如郭沫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范文澜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翦伯赞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侯外庐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振羽任大连大学、东北大学校长,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尹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刘大年任《历史研究》副主编等。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学术位置(包括任职单位)上的变动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他们在掌握了新中国史学话语权的同时,不仅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规划和展望,而且还反思和检讨了以往过重利用史学的现实功能、强调以古喻今的影射史学等非学术化倾向。如范文澜在1951年批评自己以往写成的《中国通史简编》“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这本书中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③翦伯赞也说:“我在解放前,也常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④马克思主义史家已经意识到以往出现的非学术化倾向,力图在主导地位确立后能够加以克服。  这一系列的学会及研究所的建立、院系调整、创办杂志等学术建置方面举措的实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在“硬件”方面的实际保证,而在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软件”方面的规定和导向,随着上述新中国史学建置的渐次形成以及一系列知识分子学习和改造活动的展开,也很快明确起来。  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该研究会的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⑤由新史学研究会发展而成的中国史学会于1951年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出的纲领性意见则更为明确和具体。郭沫若在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致辞中,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历史学已创造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为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研究转向注重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转向为人民服务、从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从大民族主义转向注重少数民族史研究、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⑥实际情况虽不一定如“转向”一词所示的已属“完成时态”,但是在“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所作的“转向”目标已经非常明确。黄元起在《新史学通讯》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教学的目的、观点和方法》一文,也强调新中国历史教学是以建立唯物史观、使学生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等为目的。⑦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中心内容。  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家群体,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有建树,治学风格虽以历史考证为主,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又不尽相同。相对陈垣、陈寅恪、顾颉刚这样的曾经有着重要学术地位和广泛学术影响的少数史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外,以“中生代”史家为主的、为数更多的史家面对新的现实状况,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贯彻运用于其历史研究中去,是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各高校历史系及研究院所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各种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如翦伯赞在1949年底在北大演讲“历史与历史唯物论”,1950年4月郭沫若在北大演讲“中国奴隶社会”。在北师大,“(侯)外庐同志亲自在全系讲授《中国历史的物质基础》、《历史唯物论的研究与使用》等课程,他讲的时候,全系师生都去听课,课后组织教师座谈讨论”。⑧从“旧社会”而来的史家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学习经历,如谭其骧说:“解放后第一年,浙大历史系停课,教师专学马列主义,在这一年内看了不少经典著作。”⑨  “中生代”史家大多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在新中国建立初年正值40岁上下。他们在此之前已有成果问世并且在史学界已经有相当的影响。经过院系调整,他们多已隶属于相关高校及研究机构作为各自的工作单位,由此大致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史家群体相对稳定的区域格局。如北京大学史学系的邓广铭、张政烺、齐思和、邵循正、苏秉琦、周一良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白寿彝、赵光贤、何兹全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翁独健、林耀华、陈述、傅乐焕、王锺翰等,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童书业、杨向奎、王仲荦、赵俪生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谭其骧、杨宽、田汝康等,华东师范大学的郭圣铭、陈旭麓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等、吴于廑等,厦门大学的傅衣凌、韩国磐等,南京大学韩儒林等,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朱本源等⑩。  他们大多是各自单位中的一线教师,在编写教材讲义和课堂讲授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历史教学。这对那些已经在知识结构和学术研究上基本定型了的“中生代”史家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张维华说他“初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时,真是如读天书一般。……由于历史系的同事都在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我也受到他们的启发,也跟着他们走。我开了一门新课程,即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封建社会时期的土地占有形态、赋税田租等剥削形态、农民的封建隶属性等问题,并写成了一部讲义”。(11)赵光贤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史学工作者和教师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希冀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我也追随大家之后,但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除了少数人老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之外,多数人都是初学,因而在讲课、写论文中,有的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以后学习多了,明白的也多了,逐渐体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确实是个广阔的途径,能使历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12)“就全国范围而言,建国初的四五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相当不成熟……高校中从事历史教学的教师们则从不同角度探讨经典作家的理论命题,只是通过编写教学讲义来交流学习经验。”(13)学习、消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结合贯彻于讲稿讲义和课堂教学中,这对于“中生代”学者而言是当务之急的教学任务。邓广铭“在讲课中曾向学生提出过,地理、职官、年代、目录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为此多次受到会上会下的点名批评,邓师(指邓广铭——引者)被攻讦的最大理由是,‘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四把钥匙”只是邓广铭向学生传授的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并无太多关联,却仍遭批评,可见教师在教学中的压力。实际上,邓广铭“常常为进行对比研究,为开阔思路而求助于理论学习,常常重复当时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话:有了许多制钱,还要把这些制钱贯穿起来的钱串子(指理论)”。(14)郑鹤生回忆说:“解放后担任中国近代史课程。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指示我们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以前讲授的中国近世史,迥然不同。”(15)在山东大学,“解放以后首先遇到的是开新课的问题。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等都是当时教师们不熟悉的,世界古代史里要讲古代东方史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没有人教,丕绳教授一一把它承担起来。”(16)  通过学习、教学和科研,“中生代”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有了了解和体会。杨志玖说:“学习了马列主义,开阔了视野,对过去模糊的认识清楚了,有些真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17)韩国磐认为:“在解放初的三四年中,我集中精力,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试用这一理论去探讨其他学科的问题。固然学得还很肤浅,但受到的教育启发很大,这不仅使自己在治学方面有了质的变化,而且赋予自己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巨大的动力。解放以来自己能够担任多种课程的教学,能够发表较多的论文和著作,这几年的学习是个关键。”他曾引用《荀子·劝学》的话来形容他的感受:“‘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在一定的条件下,突破关键的一点,确实可以推动全局的。”(18)赵光贤总结道:“我从王国维那里学到利用古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作考证工作;从崔述和顾颉刚那里学到不轻信古书和辨伪的门径;从郭沫若的著作中开始学习甲骨文和金文,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19)这里引用的材料主要是相关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述,难免有着时代印记,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所讲到的感受是真诚的,他们所说的收获也是可信的。“中生代”史家在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很快运用于教学、科研和学术讨论中,在他们的学术历程中展现了不同以往的面貌。  二  从编写教学讲义到撰写研究论文和著作,从关注新中国建立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到投入其中并形成一家之言,来自不同师承、学派的“中生代”史家的课题意识和研究方向逐渐趋向一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从考据到理论,考据与理论相结合;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关注并参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投入到社会经济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主要学术目标。“中生代”史家在“十七年”时期不仅完成了自身学术研究特点的转变,也使他们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这里不能尽述,论列仅及数人。  王仲荦是章太炎门下弟子,曾撰有《北周职官志》和《北周地理志》等书稿,1947年即应聘到青岛山东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一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于王仲荦的治学路向的转变,有学者评论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相结合,既要熟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要精通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王先生在这种结合上走在了史学界的前列,也正因为此,在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他都能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20)王仲荦于1961年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初唐史》(上册),这部著作的撰写即缘起于编写教材,“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课程,同时开始编写一部讲义,但不尽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开手,写成《魏晋南北朝史隋初唐史》这一部断代史”。(21)这部著作被称为“建国后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完整的断代史著作”。(22)王仲荦发表的关于古史分期的第一篇文章《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23),“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质和作用”,“王仲荦教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个以他独立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适合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24)众所周知,王仲荦是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连载长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25),该文的基本观点是把奴隶社会分为战国前和战国后至秦汉时期两个阶段,到了魏晋时期,封建主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把“部曲”、“佃客”束缚在土地上,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成为主导,中国历史进入封建制。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魏晋封建论经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人的论证,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观点之一,它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同为最主要的分期观点,被称之为“三论”,王仲荦观点的贡献和影响由此可见。  同为持魏晋封建论的另一位著名学者何兹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运用唯物史观致力于汉至隋唐的社会史和中古社会的寺院经济研究,既是“食货派”成员又有史语所背景。1950年秋何兹全从美国回国,以“副教授”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继续坚持其魏晋封建说,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他从四个方面(一、从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二、从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三、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从民流到地著)来讲魏晋时期社会经济变化问题,“让史料说话,用材料说明这四方面的变化”,“魏晋封建说就有了坚实的说话的经济基础了”。(26)何兹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史料研究问题、阐释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前后具有一贯性的特点,与“食货派”时期不同的是,他是从一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发展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过长时间的磨砺与思考,他晚年更加确认,“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仍然是观察社会历史最科学、最有力的理论”。(27)  张政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此后在史语所工作十年,于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说等许多领域发表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66年以后专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政烺在学术界以学识渊博、精通文献典籍和地下出土史料、记忆力惊人、学品人品俱佳著称,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内,都有突出贡献。“约在上世纪30年代,先生(指张政烺——引者)从郭沫若的著作中获得了不少启发,使得他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又接受了新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主要是开始拓宽研究的对象,从农业技术、土地制度到政治社会结构、他都花工夫去钻研,而古代社会经济这方面都是他以前的学者所不大重视的,尤其在解放后,努力阅读不少马、恩的著作,对古史有了更多新的理解。”(28)如在古史分期讨论中,他以自己在甲骨文和古文字方面的专门知识,对商代农业生产中的“众”作了长时期的专门考察,并由此延伸,讲清了商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农田的全过程,“张先生细致、深入的微观考察,为从宏观上把握商代社会形态,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和那些空对空的理论争辩相比,这种务实的考察,似乎更为有益”。(29)张政烺的学术研究轨迹表明,他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而拓宽了自己在史学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同时他的研究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微观考索、史料依据等方面作出了切实的推进和贡献。  童书业在新中国建立前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从“古史辨派”的一员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历另有其典型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文章中表示:“我们对于唯物史观是相当承认的,对于唯物史观者研究历史的成绩也是相当钦佩的”(30),“郭沫若的研究古代社会,张荫麟、齐思和等的研究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也都很有贡献,他们所用也多是科学方法,所以能有相当的成绩”。(31)童书业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曾表示:“我个人受这个新潮流的激荡,最近的兴趣也移向通史理论的寻求。”(32)已有学者评价说:“在科研上,丕绳教授在解放前‘去伪存真’的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始从缜密的考证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合理的解释。”(33)近有论者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有前期思想的铺垫,童先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后在学术研究上顺利地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他前期思想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其中没有任何勉强俯就或刻意迎合的痕迹。与前期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这时是以自觉、积极、主动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更加深刻,运用也更为娴熟。”(34)童书业在新中国建立后,很快发表有《试论对偶婚》、《中国封建制度的开端及其特征》、《论“亚细亚生产方法”》(35)等论文,成为从“旧史家”转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快、最明显的史家之一。由《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引发了学术界自20世纪20年代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之后的又一次讨论高潮。1951年2月5日顾颉刚在读过童书业对撰写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想法的信后写道:“丕绳博闻强记,运以深邃之思,此函所述,玄珠在握,一部中国史犹网之在纲矣……丕绳心志不纷,历史智识已极丰富,近年又得史观理法,一经贯穿,遂能道人所不能道,使人昭若发矇。”(36)足见童书业学术路向转变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论者形容童书业“进入主流史学界速度之快,使用主流话语之娴熟,掌握主导历史观念之地道,真是无人能敌”。(37)这不仅是童书业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悟性所使然,也与他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对新的史学话语系统的真诚与执著、对学术事业的全身心投入等因素有关系。此后,童书业在古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工商业发展史、先秦思想史以及古史考证等多个研究领域都有重要学术创获。  唐长孺在20世纪40年代治辽金元史已有突出成就,其治史风格以考证为主,亦受到文化史观的影响。他在1946年撰成的《唐兵书志笺证》得到陈寅恪的肯定并经其评审而被聘为教授。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唐长孺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38)“从属于进化论范畴的文化史观为主要内涵的旧时代学术传统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唯物史观,这是唐长孺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39)林甘泉说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唐长孺先生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结合,使唐先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唐先生实证史学的功力很深厚,1949年之后,他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使得他的视野更开阔,或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唐先生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标签和装饰,是真正经过自己的思考融化。这就使得唐先生的著作具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搞实证史学的,还是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都能从中获益”。(40)唐长孺在新中国建立后完成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年)、《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年)等著作,不仅是他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权威性研究成果,而且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进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结晶。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等著作的确是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发生了“质的飞跃”的典型体现,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实践的有机结合,如论者评价:“凡研究每一论题,必广泛搜集和详尽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41)1955年陈寅恪在写给唐长孺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唐长孺的史学研究成就:“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并谦称“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42)陈寅恪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为人所知,他对此期唐长孺学术成果的肯定,足以令人深思。  傅衣凌早年在厦门大学和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历史学和社会学,年轻时经历过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深感论战中流于教条空泛的弊端,立志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史、中国商业资本史。傅衣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务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43)以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为标志开其端。1949年以后,傅衣凌的研究重点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等问题,从农村经济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重点放在明代的江南地区。他说:“对于后期封建经济的分析,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两者缺一不可。对前者主要看它新生的、发展的因素,而对后者主要看它迟滞的、落后的一面。”(44)。这里仍然要引用他所说过的话:“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后,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强了。”(45)新中国建立后傅衣凌出版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等著作。傅衣凌及其弟子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和特点具有国际影响,形成了“傅衣凌学派”。  三  “中生代”史家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转变,实非所列这些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意义的史家们如上述所表述的那样简单和顺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实际经历充满了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被批评和自我批评,被批判和自我批判等艰难、痛苦的过程。从1951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到1952年秋在全国高校系统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1954年到1955年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批判、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运动和随后的“史学革命”高潮等,“十七年”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绝大多数史家难逃厄运。包括“中生代”史家在内的新中国史家群体在这些运动中的遭遇和表现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各种困惑、委屈、不满。“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错误倾向的滋长。”(46)但是在此期间“中生代”史家在历史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不仅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长足发展,也使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许多方面获得不同程度的改观。  “中生代”史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史学主流转变的情况下,除了各自所关注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随之发生变化而导致自身学术研究处于转型中,正值展开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如“五朵金花”问题)以及几次大规模的史料整理项目的实施,都为他们提供了融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机会。如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徐中舒、王仲荦、童书业、杨向奎、张政烺、何兹全、王玉哲、王毓铨等“中生代”史家都积极参与进去,王学典认为:“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他们一般不直接卷入唇枪舌战、口诛笔伐的理论争辩,不做泛泛之论,而是多从具体研究和专门研究入手,力图为讨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史料基础,从而切实推进讨论的深入。他们的加入使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更加精细化和专门化,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典范。”(47)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因“中生代”史家的投入而“更加精细化和专门化”,“中生代”史家因“五朵金花”的讨论而更加主动地融入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  再看几次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的开展情况。1950年开始编辑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其中的《回民起义》(1952年出版)主编白寿彝、《鸦片战争》(1954年出版)主编齐思和、《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1955、1956年出版)主编邵循正、《辛亥革命》(1957年出版)主编柴德庚,“中生代”史家过半。“杨图”改绘工作的主持者是谭其骧。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学者中,包括白寿彝、王仲荦、唐长孺、刘节、柴德庚、刘乃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昇、傅乐焕、翁独健等,“中生代”史家占绝大多数。这些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属“体制内”的计划项目,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组成部分,“中生代”史家既发挥了他们的专业长项,亦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中的生力军。  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以“中生代”史家的作为而言,已很快消弭了“史料派”和“史观派”之间的张力。“中生代”史家中的相当部分,经过不太长的时间,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又一批中坚力量,是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组成部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中的佼佼者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  注释:  ①1961年12月出刊的《中国史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编写组编印)有《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一文,文中说:“至于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如何分期的问题,大家同意基本上跟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但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般总要晚些。”  ②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所谓“中生代”史家暂不包括那些年龄相近、但之前已经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家如华岗、尹达、李平心、吴泽、刘大年等人。  ③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④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⑤《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昨在平成立》,见民国38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又见《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载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⑥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1951年9月29日《进步日报》。  ⑦黄元起:《历史教学的目的、观点和方法》,《新史学通讯》创刊号,1951年1月。  ⑧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⑨谭其骧:《谭其骧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⑩这里仅大致罗列部分高校的部分史家,有“挂一漏万”之缺憾。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在建所初期亦囊括了一批“中生代”史家,如贺昌群、王毓铨、谢国祯、胡厚宣、罗尔纲等。另如北京大学的向达、杨人梗等,复旦大学的周谷城、周予同、耿淡如、蔡尚思等,南开大学的郑天挺、雷海宗、谢国祯等,四川大学的蒙文通、徐中舒、缪钺等,山东大学的郑鹤生、陈同燮、张维华等,他们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前后出生,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处之学术地位、个人资历以及面临之境遇等,也与本文所谓“中生代”史家相同或相近。  (11)张维华:《张维华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6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12)赵光贤:《赵光贤自述》,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453页。  (13)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14)张广达:《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张广达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15)郑鹤生:《郑鹤生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二卷,第18页。  (16)黄永年:《童书业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335页。  (17)杨志玖:《杨志玖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126页。  (18)韩国磐:《韩国磐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2辑),第353—354页。  (19)赵光贤:《赵光贤自述》,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453页。  (20)齐涛:《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王仲荦先生的学术与学问》,《文史哲》2011年第5期。  (21)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2)齐涛:《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王仲荦先生的学术与学问》。  (23)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4月号。  (24)吴大琨:《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文史哲》1986年第5期。  (25)发表于《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  (26)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页。  (27)邹兆辰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28)吴荣曾:《张政烺先生与古史研究》,《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29)孙言诚:《他把一生献给了学术——记张政烺先生的学术生涯》,《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第31页。  (30)童书业:《唯物史观者古史观的批判》,见《童书业著作集》第三卷《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69页。  (31)童书业:《“疑古”、“考古”与“释古”》,见《童书业著作集》第三卷《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第767页。  (32)童书业:《从史料考订与通史著作谈到古史的研究》,见《童书业著作集》第三卷《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第772页。  (33)黄永年:《童书业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第334—335页。  (34)胡新生:《童书业先生与先秦史研究——任教山东大学期间历史观的转变与学术创新》,《文史哲》2011年第5期。  (35)分别发表于1951年《文史哲》创刊号、第1卷第2期、第1卷第4期。  (36)顾颉刚:《法华读书记(一)·中国社会发展史》,《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五,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页。  (37)王学典等:《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2页。  (3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唐长孺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51页。  (39)孙继民:《20世纪学术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40)《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6日第15版。  (41)朱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42)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唐长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43)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44)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45)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第47页。  (46)林甘泉:《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7)王学典:《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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