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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都邑探寻中华文明源头,文明起源研究的

2019-09-02 19:10 来源:未知

中国人历来认为自己是炎黄裔胄,黄帝是我们的人文始祖。究竟是不是那样,从来都不加以深究。可是进入近代以来,这个观念发生了动摇。当西方列强纷纷侵扰中国时,一些西方学者也忽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发生了兴趣。他们无视中国文明的整体特点,摭拾一鳞半爪随意比附,说什么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是西方起源的,一时间弄得有些中国人也糊里糊涂。不过大多数学者并不相信那些说法,而早先的传说似也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把许多学者推上了第一线,其间经历了许多思考和探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注: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自序,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起步的。用考古来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是从20年代末开始的。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揭示了一个商代晚期的都城,伴随有一个巨大的帝王陵墓区,大量的出土遗物证实商代晚期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和成熟的文字体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但不像是文明的开始。主持安阳发掘的李济就曾说过:“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注: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李济的预言到50年代就开始逐步验证了。从1952年起对郑州二里岗等处的发掘,不但确定了一个早于殷墟的二里岗文化,而且从1955年开始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宏伟的都城遗址,其中包括有多处宫殿基址和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尽管它是不是成汤所建的亳都还有不同看法,但说它是一个都城级遗址,并且体现了较高的文明水准,则是没有争议的。西汶艺术网商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以及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特别是龙山文化与商文化内在联系的识别,使许多学者坚信中国文明是本土起源的。例如梁思永早在1939年就从十个方面论证了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注:Liang,S.Y.:"TheLungshanCulture:APrehistoricPhaseofChineseCivilization",ProceedingsSixthPacificScienceCongress,no.4,PP69—79,1939.中译文载《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在其所著《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的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注:GlynDaniel,"TheFirstCivilization:TheArchaeologyofTheirOrigins",ThamesandHudson,1968.)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六大文明起源地之一。何柄棣从自然生态环境、农业、养畜业、陶器、青铜器、文字和其他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原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注:Ho,Ping—ti,"TheCradleoftheEast:AnInquiryintotheIndigenousOriginsofTechniquesandIdeasofNeolithicandEarlyHistoricChina,5000—1000B.C.Chicago&HongKong.1975.)。张光直在其早年的著作中也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本地产物,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环境互相影响的结果。”(注:张光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Archaeology”,vol.30,no.2&3,1977.引文据《考古学参考资料》第一册20页,1978年。)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是本地起源的,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独自发生的古代文明之一。但中国古代文明并不是从商代才开始的,因而对于夏代文明的探索一直吸引着许多考古学家。1959年为着寻找夏墟而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都城级遗址(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那里有大型的宫殿基址和一万平方米以上的铜器作坊遗址,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文明时代,而年代比郑州商城早。至于早到什么时候,是夏是商还是前夏后商,长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83年在二里头遗址附近的尸乡沟,发现一座晚于二里头而与郑州商城基本同时的大型城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它的始建可能与商汤灭夏的事件有关,从而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见解便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鉴于二里头已有若干用青铜做的兵器、礼器、乐器、工具、用具和装饰品等,并且有较大的铜器作坊;郑州商城则有更多、更大、制作也更精良的青铜器和规模更大的铜器作坊,至此李济关于夏和商代前期为青铜文化的预测便已得到完全的证实。而夏代不仅有青铜器,还有宫殿、宗庙和一系列典章制度,说它属于文明时代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中国文明的起源似乎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页码1 2 3 4 5 <

内容摘要:自殷墟发掘开始,有关商代的遗址不断被发现,比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都取得了重大收获。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和郑州商城发掘的意义应当放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中来看,我说的考古学就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这样就可以与1959年开始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联系起来,如果它是夏文化,这些遗址的发现就共同把夏商以来的历史串联起来了,这为我们国家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在郑州周边有很多小的遗址被发现,比如东赵遗址、望京楼遗址等,其规模可能并没有殷墟那么大,但是这种小的发现对整个夏商研究的意义何在?

关键词:遗址;郑州商城;殷墟;发掘;发现;李伯谦;考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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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殷墟发掘开始,有关商代的遗址不断被发现,比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都取得了重大收获。学术界对于商代文明的认识不断更新。那么,如何看待这些遗址间相互的关系?它们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与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距离殷墟的科学发掘已经接近90年了,距离郑州商城的发现也已有60年。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历史悠久,我国有很多考古学家都为其倾注了大量心血。您怎么看待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贡献?

  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和郑州商城发掘的意义应当放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中来看,我说的考古学就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

  殷墟的发掘自1928年开始,在此之前,学界兴起了一股疑古思潮,把司马迁构建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样的古史观破坏了。这就涉及一个如何重建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觉得只有走考古学之路。因此,在1926年李济发现山西夏县的西阴村,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就成立了考古组,开始了殷墟的发掘。经由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大家认识到这就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国都所在地。这样,就把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的历史从传说变成了信史。

  1955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发现郑州商城并进行了发掘。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郑州商城属于二里岗时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的城,其年代要比殷墟早。邹衡先生认为它可能就是商汤所建的亳都。1983年又发现了偃师商城,我们认为其年代可能要比郑州商城稍晚一点。

  这些遗址的发现,把商前期的历史由传说变成了信史。这非常重要,因为根据《史记》和其他一些先秦文献的记载,在商之前还有夏,如果我们找到并确定了商朝最早的国都所在地,了解它的面貌,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定点,由此可以往前追溯夏是否存在,夏的遗迹是怎样的。

  这样就可以与1959年开始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联系起来,如果它是夏文化,这些遗址的发现就共同把夏商以来的历史串联起来了,这为我们国家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材料。所以,回顾郑州商城的发现以及偃师商城的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它们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发现,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还是很渺茫的。现在我们可以说,夏商周的历史都是可信的,不再像过去认为的都是传说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殷墟的发掘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为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取得的成绩非常巨大,但对殷墟的认识,我认为还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殷墟作为商代最后一个国都,有273年的历史,没有再迁徙。城里居民的构成如何?来源如何?这些都是问题。比如,在殷墟的一些墓葬区里出土的有族徽的青铜器,这些族徽在甲骨文中也能看到。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分析出这些族人如何分布?为何来到国都?这些都是可以继续研究的方向。另外,对整个殷墟布局的认识也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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