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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公务接待是怎么规定的

2019-09-01 19:05 来源:未知

唐代的交通通信组织以“馆驿”为代表,这从《唐会要》以“馆驿”立项即可明知[1]。但同时,唐代文献上还有“传”和“递”,它们与“馆”、“驿”以及“邮”等语义交叉、互为影响,构成了相当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无意研究唐代所有的交通通信组织及其职能,只想就其中的“传”“递”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众所周知,“传”在汉代十分兴盛,“递”在宋以后也形成为固定的制度。那么,唐之前的“传”到唐代变得怎样了?宋以后的“递在唐代又是如何起源的呢?关于唐代驿制传制的研究自三十年代以来已有许多成果,其中重要的有陈沅远《唐代驿制考》[2]。文章是研究唐代驿制的开山之作,但基本没有涉及“传”“递”。四十年代又有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的《关于唐代的驿和邮》[3]。文章着重研究了驿和传的关系,认为“传”指传车,“传马”设在驿中,并认为唐玄宗以后普遍设置了“邮”。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开展,又有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4]。文章认为传马不用于驾车、不设在驿内,在速度和用途上均不用于驿马。文章主要研究的是唐代前期西北地区的情况。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发表了《唐代驿传制度的构造及其运用》[5]。文章十分强调传制的作用,认为它和驿制共同构成了唐代的交通系统;驿制的运用受条件限制,而由县管理的、承担日常公用交通、运输的传制则起更大作用,它在律令制度崩坏后仍然继续存在。后二篇文章都没有涉及到“递”。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时代的沿革,试图勾勒出“传”在唐代消亡、“递”在唐代发展的一个粗浅脉络。先看传制。按汉代的传制包括传车、传舍、符传,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例如有关于传置、驰传、乘传的具体规定等)。汉以后,传与驿的功能渐趋统一。那么,到了唐代,传还是独立于驿的一个实体吗?唐政府是否仍然对传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呢?或如荒川所说,“传”真是在整个唐代、在全国范围内与驿制平行的、支撑唐代交通体系的一大支柱吗?遍查唐代律令,我们没有找到有关“传制”的规定。在基本法律如《唐律》中,有关于“给驿马驿子”的规定,也有关于“乘驿马依驿路向前驿”的规定[6],但涉及到所谓的“传”,只在有关牲畜管理的《厩库律》中谈到了“传送马驴”[7]。再看作为行政法典的《唐六典》,其中有关于置驿的全套制度[8],包括驿的数量、间隔、管理、驿马、驿丁、给券等,但关于“传”,除了有“传驿”二字之外[9],没有其他任何规定[10]。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那种支撑唐代交通体系的“传制”是并不存在的。“传驿”之“传”不过是讲“驿”所具有的职能中包括有“传送”“传递”罢了[11]。唐代没有“传制”并不意味着唐代没有“传”。由于唐人喜用古时词语,致使涉及“传”时往往语义混淆。分析这些混乱,抛开其中那些似是而非的部分,我以为唐代文献中的“传”至少包括有下述三种含义。一、传舍。这是大量出现在唐代文献中的词语。研究含有这一词汇的史料,我们发现所谓“传舍”实际指的就是“驿”。引二条史料如下:刘禹锡《管城新驿记》:“新驿成……庭容牙节,庑卧囊橐……主吏有第,役夫有区,师行者飨亭,孥行者有别邸……其传舍之尤乎[12]?”《旧唐书·王玙传》云:,宿于黄州传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鐍,不可启。震破锁而入,曳女巫阶下斩之。传舍指驿,特别指驿中用于住人的设施,但“传舍”并非法律用语。随着同样具有留宿官客职能的“馆”的普及,称“馆驿”者逐不增多,这时文献中的“传舍”又同时具有了“馆驿”的含义。白居易曾对“得景为私客,擅入馆驿,欲科罪。辞云:虽入未供”判曰:“传舍是崇,使车攸处。将供行李,必辨公私”云云[13],就是一证。“馆”到唐后期成为这一类设施的正规称呼,“馆驿”连称就固定下来。“馆驿”连称还意味着驿的传送功能衰退,而代之以住宿即招待过往使臣、官客的职能上升这样一种趋势。二、传符。传符,“谓给将乘驿者”[14],于是和驿制发生关系。传符“通用纸作”[15],因此也叫纸券[16]。传符是利用驿的凭证,律令已有明言。但它被称作“纸券”后,有人遂以为它是乘传的凭证,这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应当注意,唐代后期在史籍上一般均称“传符”为“纸券”、“符券”、“正券”等,元稹在《论转牒事》一文中就说“伏准前后制敕,入驿须给正券”[17]。由“传符”到“纸券”的变化似与“传”的日益消亡相一致。三、传送。既然“传舍”指的是驿、“传符”又用于乘驿,二者所用的“传”都只不过是沿用了汉以来“传”的习惯说法,那么引起“传”和“驿”混 淆的主要原因在何处呢?我们说它就在于“传”的第三个含义,即“使用传送马驴来进行传送”这一点上,所谓“传”的逐渐消亡主要指得也是这一含义[18]。具体来说,唐代前期各州县马坊(特别是西北地区马匹众多处所设马坊)有一项任务就是提供马匹为过往使人或运送物资服务[19]。这项任务属于交通运输而不属于通信,它在唐代法令中主要被称之为“传送”(有时也称为“部送”、“递送”等),提供的牲畜主要被称为“传送马驴”。例如《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律有“府内官马及传送马驴”、卷二十六杂律有“应给传送”字样;《通典》卷二食货二也有关于“其传送马,每匹给田二十亩”的规定。“传送马驴”可以省称为“传马”“传驴”,敦煌P3714号文书已有明确记载,但由于唐代史籍中称“传马”者仅一见[20],因此传马是否与驿马一样是一种固定的马类(驿马的身上是要烙印的)仍令人十分怀疑。页码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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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用券之制源远流长,名目繁多,如券契、券约、券要、券书、券剂、券帖、券证等。《管子·轻重篇》就有“定其券契,以振孤寡”之说。虽然用券历史悠久,但券食之制却是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唐代府兵上番宿卫或远征边疆,可得“食券”作为津贴之用,“驿券”随着唐代馆驿之制的发展已普遍用于驿递之中。入宋以后,用券更为广泛,券契使用就有食券、驿券、馆券、路券、券给、券直等名目,反映出用券之制的普遍性及其多元化职能。

宋代用券制度是颇具研究价值的公务接待制度

宋代,不仅有多样化的给券之制,而且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用券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备了标新立异、颇具研究价值的公务接待制度。尤其是具有政府公信力的“驿券”广泛实施应用于馆驿制度中,以解决公干官员差旅途中的食宿问题,标志着宋代券食之制的完备与成熟。

据考证,驿券之制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据《唐六典》记载,玄宗时规定:“凡乘驿者,在京于门下给券,在外留守及诸军、州给券。”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记云:“唐以前馆驿并给传往来。开元中,务从简便,方给驿券。驿之给券,自此始也。”宋代的馆驿已经与传递政府公文书信的机构“递铺”完全分离而自成体系,如宋人王应麟在《玉海·馆驿条》所记:“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

尤其是随着驿递制度的发展,规定馆驿由地方郡守负责领导管理,包括驿舍的设置、修葺、食品保证、草料备办等,并定期派人巡查。县令则充当馆驿使,具体负责馆驿事务。《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奉使”之制云:“诸命官奉使,并给驿券。”馆驿由此成为接待以官员公差人员为主往来宿顿的专门机构。

宋代的券食之制不仅仅是接待规定,深刻内涵更在于体现职务履行

驿券发放关系国家财政,“素有定数”,不能滥发。即如南宋学者叶适所说:“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礼馈,皆有明禁”。光宗绍熙二年八月也规定推勘官员执行公务时:“仍令所属州县将一行官吏依条合得券食挨日批支”。“依条计日支给人吏券食”成为各级官员出差公干、下基层考察时公费消费的硬性规定。至于诸如“干谒州县批支驿券,需索夫马,生事骚扰”等情形的发生,这已经突破了公务接待的制度规定,违反了政府制定券食之制的初衷。为此,宋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贪腐的防范措施和法令法规。

实际上,宋朝治国尤严贪墨之罪。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宋初明文规定,贪污受贿与十恶大罪一样,当处极刑不可赦免,若贪污受贿者在限期内坦白自首,将赃物交公,可以酌情减免刑事惩罚,否则民吏告发,严惩不贷。并且对贪官污吏不适用恩赦之典,官吏犯赃为常赦不原之罪,毫不姑息。当时也不乏因违反制度规定而身受惩处的案例,如知静江府张孝祥就因“专事游宴”而被台谏弹劾罢官,知嘉州的陆游也因“燕饮颓放”而受到撤职处分,发生在北宋庆历四年的进奏院聚宴案更导致着名才子苏舜钦削职为民。

宋代官员公干外出,受专门的“馈送”“迎送宴会”等法令法规约束,违反者以违制、违令、违法论处。如《宋会要辑稿》载宁宗嘉定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令:“诸路应差官吏,须择清廉介洁之人,除批券之外,其余馈送并不许接受,比以赃论”。尤其是宋朝所设名为“监司”的监察制度,既要监司监察州县官,又担忧监司与州县勾结营私,因而制定“监司法”对监司履职巡察制订种种约法。为防止监司利用出巡之机贪污腐败、骚扰百姓,宋政府对其所带随从仆役、州县逗留时间以及生活待遇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可以说,宋代的券食之制不仅仅是接待规定,深刻内涵更在于体现职务履行。就制度建设来说,宋朝的公用消费及其对公费用餐的管理可谓完善合理。如,中央财政会拨给地方政府一笔“公使钱”用于公务接待,官员公干时会享受“公厨”“常食”待遇等,换言之,宋朝廷承认公务接待或公款消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必须严格执行法定的规格与标准。

宋代券食之制的积极作用

宋代政府通过职务消费规范化,可有效控制经常性公费财政支出。如根据制度规定,“券食”费用年终要由各州常平主管官统一结算,上报户部审计,如发现“有过数取予及违戾者,并重置典宪”,即超标、违规的公费开支与接待,要受到重典惩罚。这就使政府能从宏观层面控制公费财政预算与开支,有利于节省政府的公费财政开支。

券食之制的实行,便利了公干官员的出行,解决了其出差中的宿食之忧,有利于减轻其差旅负担,提高其生活水平,无疑能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有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及国家政令的畅通实施。

券食之制的实行,也有利于相关部门特别是监察部门对官员履职进行实时跟踪监察,防止官员履职过程中易生的贪腐行为,有利于预防职务犯罪,净化官场风气。虽然从总的效果来看,宋朝并未能根治公款挥霍之风,券食之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也免不了要打折扣,不过比之明清文献中所记录的官场吃喝风气,宋朝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要洁净得多。认真研究总结宋代券食之制的丰富内涵,无疑能为当今的政治生态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原标题为《券食之制》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张熙惟(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监制:刘立志

编辑:樊宣

流程编辑:王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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